發布時間：2015-09-11|發布者: 大連鹽化集團|欄目：鹽史趣談
晚清淮鹽成功自嬗
----兼論淮北鹽區清末民初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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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跡于春秋的淮鹽，曾使春秋吳國很強盛。漢吳王劉濞也曾將淮鹽作為覬覦皇權的經濟支柱。中唐鹽法改革家劉晏注目于東南鹽區，而使淮鹽有了長足的發展。宋元兩朝，淮鹽一路前行，領先于全國。明至清中期，淮鹽區一直居于全國鹽業中心地位。清嘉道朝后，淮鹽似乎跑累了，要稍息片刻般地疲憊了下來。但正是在這種半個多世紀的小息之后，猛地覺醒又向前走去。筆者把淮鹽的晚清至民初的衰落而重振稱作淮鹽自嬗，意欲論證淮鹽的巨大生命力，并以此文尋求指教。
淮南趨衰緣于鹽法和自然的雙惡
明至晚清前，是淮鹽的鼎盛期。清乾隆朝淮鹽達到了最高峰，年產鹽高達1050萬擔（52.5萬噸）,乾隆八年（1743）兩淮鹽課銀四百余萬兩，占全國的半數以上。盛極而衰。由于極端落后的生產關系，封建王朝視淮鹽為已物的專斷態度及鹽策，被淮鹽興旺刺激起來的括地以凈式的官僚巧取豪奪，加重了淮鹽的稅賦負擔。加之以報效捐輸為名的索取，終致淮鹽疲憊不堪，隨著清王朝的逐步衰敗而漸趨衰落。至道光初年，淮商壟斷的蘇、徽、鄂、豫、湘、贛6省的250個州縣的淮鹽市場，幾盡喪失。淮鹽由于產旺銷絀，積壓極甚。至道光十年（1830）虧歷年課銀5700萬兩。幸有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兼理鹽政、地主階級改革派代表人物陶澍舉起鹽法改革大旗，先行在淮北鹽區實施廢引改票鹽法改革，成效卓著。改革后淮北在14年間，每年行銷淮鹽量是改革前的兩倍，達600萬引，納課銀1100萬兩。同時還替淮南完成銷售定額，每年代納鹽稅銀32萬兩，另補貼淮南經費40萬兩。鹽法改革上，淮南滯后于淮北十八年，只到道光朝的最后一年（1850），才由時任兩江總督兼理鹽政陸建瀛力主，仿效淮北鹽區實行票法，也立見大效。這一段淮鹽史，可以理解成是淮鹽自嬗的第一回，也是淮鹽重振雄風的預演。
然好景不長。已如朽木不可再雕的晚清王朝愈發腐敗，有助于發展淮鹽生產力的票鹽法，至同治三年（1864）起，先后被曾國藩、李鴻章兩任兩江總督漸次篡改，復行舊鹽法——明朝萬歷年間流傳下來的綱鹽法，淮鹽再逆轉為厄運，每況愈下。鹽法被顛覆，對淮鹽無異于當頭一棒。如果說這已使淮鹽外傷累累，那么淮南鹽區自然條件惡化，不利于再興鹺業，則是其內傷了。這種鹽法外傷、自然內傷，足以使曾經是中國鹽業中心之中心的淮南鹽區這個巨子轟然倒下。《南通鹽業史》載：道光二十九年（1849）裝載淮南鹽往漢口的船只在武昌發生火災，毀鹽船400多只，淮商資本凈損500萬兩，給本已疲敝已極的淮南鹽雪上加霜，真可謂淮南鹽的天災。但在次年淮南廢引改票，實施新鹽法，也曾給淮南鹽打了一劑強心針，是時銷區鹽多價賤，淮南鹽一改疲憊之態而大暢一時。后來雖有曾國藩、李鴻章篡改票鹽法復行綱鹽法，然淮鹽巨大的慣性作用，仍使淮南鹽有一定的運行速度。中國近代鹽務專家之一曾仰豐在其《中國鹽政史》著作中記載，清末淮北綱食岸共36萬引，而淮南則達652760引。可見清末淮南鹽產仍高于淮北。清光緒《兩淮鹽法志》說：“淮南場灶甲天下”、“淮南鹽課甲天下”，可見直至光緒年間，淮南的全國鹽業中心之中心的地位仍能保持著。
歷史畢竟不容重來。自然畢竟自循規律。清中后期，海勢逐步東移，淮南鹽區所面臨和利用的海域海水趨淡，海鹽產出率日趨下降。而淮南向為煎鹽，海水趨淡嚴重，鹽分析出率愈來愈低，耗費的煎鹽柴草越來越多，出鹽周期也越發見長，自然其工本遠大于實行曬制的淮北鹽。南通實業家、著名鹽政專家之一張謇（1853——1926）1911年任兩淮鹽務總理，他在1912年《改革全國鹽法意見書》中寫道：“……淮北唯有曬鹽，其工本輕于煎鹽甚巨，大率在一與五六、一與十一二之比例。”由此可以推知時為煎制的淮南鹽工本之重了。鑒于淮南鹽區自然條件已不適合于再煎海鹽，故而才有民國三年二月，鹽務署曾令通泰兩屬鹽場限產，年遞減2成，5年終產（見林振翰著《淮鹽紀要》）。盡管如此，淮南鹽也沒有“嘎”地一聲就停止自己的步伐，雖然所屬各場都不大，生產時是“煙火三百里，灶煎滿天星”，而產量還是無力回天，可還是頑強地在爭取生存。且還在普遍為煎的基礎上，仿效南方鹽場的板曬法，作為技術引進的良法在使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生產的發展和進步。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淮南的九個鹽場還能年平均產鹽75萬擔（37500噸）。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6年，淮南煎鹽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