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18-11-21|發布者: 大連鹽化集團|欄目：鹽化史話
江蘇省連云港市境內的云臺山，唐以前稱郁州山，唐及以后稱蒼梧山。唐李白詩“明日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宋蘇軾詩“郁郁蒼梧海上山，蓬萊方丈有無間。”寫的都是此云臺山。云臺山名明朝天啟初始稱，為江蘇省第一大山，其玉女峰高625米，為江蘇省最高點。云臺山原聳立于黃海萬頃波濤中，直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才與大陸相連。
在云臺山腳下黃海之濱綿延的淮北鹽場，是中國四大海鹽產區之一——兩淮鹽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兩淮鹽區起源于春秋，發展于隋唐，振興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是云臺山改變了海流的方向，奠定了潮退陸延的基礎。黃海邊上歷代業鹽人善用云臺山，善用黃海水，在不斷東移、漸變寬闊的海灘涂上，除草鋪灘煮海，又以皎潔如雪、量豐味美的淮北鹽，妝點著巍巍的云臺山。
一、淮北鹽遠播云臺山美名
云臺山以淮北鹽而聞名。淮北鹽拉扯著云臺山走進了中國古典文學，人們在讀這些名著時，就直接或間接地在讀云臺山。
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在其第一回“靈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中，寫孫悟空乘木筏離開尚在海中的云臺山脈的花果山，外出尋訪神仙，被風吹到了岸邊，見到海邊有人在捕魚、打雁、挖蛤、淘鹽。這見到的淘鹽人，當就是淮北業鹽的亭戶。《西游記》作者吳承恩（1501——1582年），明代小說家。據考證，他在50歲時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記》的創作。在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明朝十六世紀中期，其時淮北鹽區生產方式早已普遍采取曬制法，正如《明史·食貨志》載：“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所以作者說孫悟空既看到了海邊有漁民在捕魚、挖蛤，有獵人在打雁，也看到了業鹽的淮北亭戶在曬制淮北鹽。
早在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前朝——元朝元世祖至元年間，兩淮就有29個鹽場，其中云臺山下的淮北鹽區有莞瀆、板浦、臨洪、徐瀆4個鹽場。據《嘉靖兩淮鹽法志》，明代兩淮轉運鹽使司（治揚州府城內）有30個鹽場，其中淮安分司（治安東縣）有10個鹽場，淮安分司屬下、現灌河西的云臺山下，有徐瀆、板浦、臨洪、興莊、莞瀆5個鹽場。其時淮北鹽區已經首開我國海鹽曬制的先河，使得整個海鹽生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與吳承恩同為明朝萬歷年間人的海州人顧乾，著有《云臺山志》、《云臺山三十六景詩》等書。在他的《云臺山志》中，載有徐瀆場“設于徐瀆浦（大村的西北），嘉靖十八年后為海潮所侵，移建大村。”他在《云臺山記》文中，也寫到了徐瀆鹽場的隨海勢東移而變遷。由署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淮北海州分司運判謝元淮主修的《云臺新志·卷第十六·叢譚》中，寫道明萬歷年間人謝淳重修花果山三元宮時，所購南京上河之楠木，在廟灣海口崩筏，后在云臺山簏徐瀆場大浦內撈出。還記載明末人吳振勃《筠齋客話》中，云臺山下淮北鹽區亭戶，在“火星潮”時海水“鹽鹵倍濃，亭戶掃鹽者以為旺產之候。”吳承恩為創作《西游記》這個宏篇巨著，走遍了云臺山。他站在大海中的云臺山青風頂上，環視從徐州南延至今之灌河口的綿延海岸，似乎看到了淮北鹽區的先人們，煮海熬波的煙火不絕于目，他把這種景象移植進《西游記》中，是完全順理成章的事。
孫悟空在海岸邊看到的淮北鹽區的亭戶在“淘鹽”，確證《西游記》中的花果山正是今之連云港市境內云臺山之花果山。如果缺少這極其重要的“淘鹽”之景象元素，若想一下子認定這一點，恐怕困難許多。
只因為有了這個認定，才有毛主席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三次談起花果山，敲定了《西游記》中的花果山即是今之連云港市境內的花果山。第一次是1955年10月下旬，毛主席南巡時接見鎮江領導人時說：《西游記》中的花果山“就在你們江蘇嘛，新海連市（即今之連云港市）。”第二次是1956年7月，毛主席南巡時接見徐州領導人時說：“花果山、水簾洞就在你們管轄的新海連市，有空可以去看看（其時新海連市為省轄市，受徐州專區督導）。”第三次是1958年4月，毛主席囑咐離京外出調查研究的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說：“孫猴子的老家在江蘇新海連市的云臺山上，你路過江蘇，去新海連市看看孫猴子的老家到底是什么樣子。”胡耀邦于1958年4月20日到新海連市視察，向市領導轉達了毛主席的這個囑咐。
《西游記》后來被翻譯成朝鮮文、日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瑞典文、比利時文、意大利文、斯里蘭卡文等多種語言出版，孫悟空走向了世界，《西游記》走向了世界，花果山、云臺山也走向了世界。可以夸張一點說，是淮北鹺韻使云臺山更聞名。此外，《鏡花緣》、《竇娥冤》、《紅樓夢》、《水滸傳》等等名著，都與淮北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
二、淮北鹽使云臺山文化璀璨
《連云港市志》載，四五萬年前，原始先民就在古海州大地上繁衍生息。北京大學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謙教授2005年12月在連云港市舉辦的座談會上講到，連云港古代文化歷史連貫，內涵豐富。據有關專家考證，這都是因為有了鹽，有了古海州地域上的淮北鹽。是黃海水在面海的山石、嶺坡、堤灘上的自然積聚、凝結，吸引了古人在這里像“白鹿飲泉”、“群猴舔地”、“羝羊舐土”、“牛舔土鹽”般攝取生存所必不可少的鹽分。至于市境內考古發掘出的上至新石器時代、下至秦漢時代的文化遺存，則是反映了人類由不自覺到自覺、由被動到能動地追逐鹽、獲取鹽的生命運動和社會活動軌跡，無一不證明是淮北鹽喚醒、催生、滋潤、助推了古海州大地的文化、云臺山的文化。
史稱云臺山名，始于明朝天啟初。且原與古海州隔著一道波浪滔天的“對口溜”海峽，遙遙相望，直至三百多年前才因泥沙淤塞成陸，此時人們才可以“騎馬上云臺”。只當人們能夠丟舟棄楫、騎馬上山，云臺山才更多地與古海州人密切了聯系，更多地承載了古海州的文化。而象血液之于人體一樣，在古海州地域上的淮北鹽對云臺山的文化塑造及傳承，就起著血脈一樣的作用。
《連云港港志》載：明洪武十七年（1384），為防倭寇侵擾，朝廷實行“裁海”政策，古海州境內包括云臺山在內各大小島嶼上的漁人樵夫農民都被強制內遷。清順治十八年（1661），朝廷繼續實施“禁海”政策，古海州云臺山被裁為海外，被棄置，并勒令“設界防守”、“釘樁塞海”，強制“片帆不許入海，粒米不許越疆。”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朝廷詔令撤海禁，壯漁樵，遷民復業。這“裁海”、“禁海”至“復海”間，沒有影響到淮北鹽。淮北鹽場遵循鹽依海勢、場隨海移，適時分分合合，正常地生存、發展。雖然清朝起淮北鹽區由明朝時5個鹽場合并成板浦、中正、臨興3場，其時兩淮鹽區也由原30個鹽場合并為23個，但淮南淮北鹽產量都是逐年上升的。淮北鹽區不僅為朝廷創造了無可比擬的巨額財富，也成為了云臺山下的重要一景。署兩淮都轉鹽運使司淮北海州分司運判謝元淮主修的《云臺新志》，被譽為是一部凝聚古人智慧的流傳千古的古海州地方文獻。《云臺新志·勝跡（下）》收錄了清人黃申瑾的《云臺二十四景》，其第一景為《鹽池匯寶》。黃申瑾的《云臺圖說》載：“登山者必宿板浦場市。市后為鹽池，歲產百萬金錢，為商賈輻輳之地。”一部《云臺新志》，載及淮北鹽的內容許許多多，如“東海物華，當以鹽為上珍。”“內以豐禺莢（鹽業）萬年之利。”“島出白鹿，土有田疇魚鹽之利。”云臺山“時在海中，南距板浦、中正兩場僅隔一渡，渡口名對口溜，風濤險惡。”“康熙十六年，------奏準復云臺于內地。------鹽池豐饒，------”，等等。巍巍云臺山，物產豐饒，而淮北鹽可以說是萬類物產中之物華天寶。故《云臺新志》在第十一卷《物華》中，收錄了谷屬9類、蔬屬39類、果屬33類、木屬33類、花屬34類、卉屬51類、竹屬8類、藥屬65類、禽屬38類、獸屬20類、鱗屬33類、介屬19類、贏屬19類、貨屬8類。在“貨屬”中，鹽位居第一。并示出：“謹按：山海之利以鹽茶為大端。------是云臺今日之物華莫大于鹽也。”可見，準北鹽作為一種物品，在云臺山物產地位之尊，附著在淮北鹽上的或者由淮北鹽引起的希冀、追求、財富、文思等文化元素，又是多么的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啊！
《云臺新志》共有18卷，以第十二卷“票鹽”記錄了清朝道光年間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兩淮鹽政，加太子少保的陶澎，在淮北鹽區率先實施“改綱為票”的鹽法改革。其后，票鹽法被推廣到淮南鹽區，乃至全國海鹽區。淮北鹽及與唐朝劉晏等的鹽法改革一樣劃時代進步的改革——票鹽法，被《云臺新志》永久流傳，淮北鹺韻也永遠地豐富了云臺山的文化底蘊。至于主導票鹽法的陶澎兩登云臺山與同僚、下屬的詩詞唱和，被《云臺新志》收錄極多。陶澎最能反映他進行鹽法改革心情的詩句“卻緣王海疏禺莢，欲引神山渡愿船”等，引得他的好友、后任林則徐等一大批官員、文儒的喝彩與唱和，這些都對以云臺山為脊梁的古海州地域文學的繁榮發展有過歷史性的推動作用。
三、淮北鹽助云臺山香火旺盛
江蘇省連云港市境內的云臺山是很美的。晚明海州人顧乾著有《云臺山三十六景》第一景“靈山香會”，記載云臺山“清風頂三元圣宮坐蒼梧絕頂，四環滄海，萬象森羅。遠近香火，虔趨不絕，孟春尤盛，每于上元前后，朝山者如歸市焉。”清人黃申瑾之《云臺二十四景》亦有第八景“云臺鋪海”記之。歷史資料顯示，唐宋以降，古海州地作為民間信仰的主要神祗就是三元大帝。三元宮始建于唐，重修于宋，明萬歷年間曾大規模擴建，并得皇帝敕賜，規模宏大，香火極盛。明海州人張朝瑞（1536——1603）官至南京府丞，掌大鴻臚，后攝應天府。他作有《東海云臺山三元廟碑記》，載有明萬歷十五年（1587），時署海州事、判官唐伯元創建三元專祠以供捧香奉火，引起社會各界、市井下民群起集資，建起了三元大殿。
清朝康熙十六年（1678）重建三元宮，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十一年（1693）敕賜“遙鎮洪流”匾額，其時僧眾達數百人。乾隆中與嘉慶八年（1804）又有修葺。道光十四年（1834），兩江總督、宮保尚書陶澎又主持了大修三元宮。
一座三元宮的創建——擴建——修葺——大修，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古海州地域的宗教發展軌跡，也昭示了歷朝政府用精神枷鎖對人民的思想統治，更能影射出淮北鹽對云臺山宗教發展的奉獻，在宗教士僧和信教群眾尋找心靈歸屬的路上，鋪好了路基。
宗教是什么？宗教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形式。宗教的神秘偶像實際上就是社會利益（特別是統治階級利益）的化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頁寫道：“---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第1卷第1頁則一言道破宗教的本質，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唐宋時期，淮北鹽業處于發展起步和振興初期，就其一個地域而言，對朝廷的貢獻額還沒有走到前列。而是時，云臺山尚處海中，洶涌波濤使得山體或隱或現，離開舟楫人們無以登山，香火無以旺盛，故而不可能企望當時的三元宮有如何的規模和神影仙氣。古海州地在1244——1368年元朝統治了120多年間，如忽必烈言“------民力凋敝莫甚”，所以朝廷及民力均不能承擔三元宮的建設之費。明清朝則不同，雖然元朝至清朝六百年間，古海州地一直農衰不振，但淮北鹽業上升為鼎盛時期，準北鹽對朝廷的貢獻大于其他地區，兩淮鹽的中心也逐漸由淮南向北移到了淮北鹽區，這就使得明清皇帝對古海州地的宗教寺廟宮宇建設有了適當的關注。
康熙敕賜三元宮“遙鎮洪流”匾額時，云臺山與陸地間的海峽漸見淤塞，接壤在即。淮北鹽場濱海，總隨海勢向云臺山靠攏，《云臺新志》附圖在《云臺山總圖》中的朱紫山下小村附近，就標示有“徐瀆舊場”，在鳳凰城西就標示有“于公疃新灘”等。康熙深知淮北鹽稅賦在朝廷府庫中的份量，他的“遙鎮洪流”可能是期待三元神中的上元天官賜福于他愛新覺羅世族，中元地官赦罪于他愛新覺羅世族對異族的殺戮對人民的掠奪，下元水官解厄海嘯狂潮對沿海鹽業的摧毀以保朝廷庫銀累萬巨億，永遠充盈。所以他在三十八年（1670）南巡中，雖未親駕云臺山，仍命侍衛五哥等到云臺山進香。
淮北鹽之于康熙著實是太重要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為什么敗落？這與康熙有關，也與淮北鹽有關。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奶媽，祖父曹寅當過康熙的侍衛、伴讀，康熙對曹家是恩寵有加，曹家三代人在江寧織造作官，世代相承五十年，曹寅還在康熙四十三年（1705）——四十九年（1711）干了四任兩淮巡鹽御史，其中與他交替也任了四次的是他的妻兄李煦。是兩淮鹽政、江寧織造、蘇州織造的巨額虧空，曹、李在康熙時盡力彌補而未盡數完賬，至雍正帝時曹雪芹的父輩（祖父曹寅已逝）曹FU被革職抄家。但還蒙恩少留在京房屋并酌量撥給人口，以資養贍。這又是為什么呢？康熙、雍正父子都了然于心。曹、李職上帑銀虧空，皆用于康熙南巡。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奔走于揚州、江寧等地，僅在此兩地就接駕四次。康熙坦然承認：“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牽夫、修理橋梁、開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填補不及，遂至虧空如此之多。”“至于修建行宮，必然亦借用帑銀。”“錢糧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因公借用之名，盈千累百，饋送于人。若加嚴訓，隱情不無畢露。朕意概從寬典，不更深求。”雍正帝雖一反乃父曲意姑息寬容之志，嚴加查辦，但也頗手下留情。
很清楚了，為什么封建帝王，特別是大清皇帝康熙以及后來的道光，對云臺山的宗教建設那么上心呢？是帑銀，是淮北鹽！
現在云臺山花果山水簾洞壁上的“印心石屋”四字，是道光皇帝親筆題賜于兩江總督、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陶澎的。陶澎題配的對聯是：“百丈水簾，自古無人能手卷；一輪月鏡，迄今何匠敢行磨。”也是陶澎在淮北鹽區率先施行鹽法改革取得重大成功，黃金白銀像黃海的潮水般涌進了皇家國庫，皇帝對陶澎的一大獎賞。當然，皇帝的敕賜匾額、御筆親題，也增添了云臺山的神韻，引得花果山客旅如潮、香煙彌空。